事情缘于不久前一起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的“女工跳楼”事件。这位39岁的女工在打工时，受到工头的监视和看管，不得已从所住宿舍的二楼厕所纵身跳下，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在医院抢救数小时才脱离生命危险。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带着一身的伤返回了家乡。
在经济快速发展遭遇的劳动力等资源的瓶颈限制中，很多人嚷嚷感到“成长的烦恼”甚至“成长的痛苦”。曹越琼的遭遇，再次提醒有关人士，“成长的痛苦”理应让成长最大的获益者来“埋单”，而不是让撑起成长的那一颗颗微小的奠基石，在贡献了辛勤劳动之后，还要在“共享”的宴席开张时被遗忘、被忽视、被继续伤害。
这既是一个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同样是保证经济在“快”的同时实现“好”，由粗放利用资源向集约化转型的重要问题。
谁是“痛苦”的真正承受者
曹越琼于2006年10月从老家来到宁波打工，很快发现工作待遇和招工广告有很大差距。她后来对媒体称，繁重的工作和恶劣的食宿环境让她无法忍受，同来的两名女工因为身上有点钱出逃成功，她却在火车站被追回，此后受到工头及其母亲更加严格的看管。有一天晚上，工友们发现曹越琼躲在别人的床底下，她说，有人要打她。
曹越琼的弟弟曹越龙说：“她向工头借10元钱看病遭到拒绝，挣不到钱，又回不了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人，她最终选择了跳楼。”
据鄞州区政府的调查结论，曹越琼属于“自己跳楼”，没有“胁迫”。有关方面还称，曹越琼精神有点“不正常”，被厂里辞退，交给中介送回去，中介要剥完桔子才一起回去，叫母亲管着她，她就跳楼了。曹越龙表示，村里和邻居都有证明，有关部门也到他们家乡去调查过，曹越琼出门的时候精神是正常的。究竟曹越琼精神是否正常，或者是否在工厂受到刺激导致了不正常？一直没有答案。
曹越琼打工的五洲星集团位于宁波，是中国最大的罐头出口企业之一，还是国家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在这次跳楼事件的三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因为雇佣了七八十名来自河南的童工，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哗然。
这批童工被他们的老师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最大15岁，最小仅12岁。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据孩子称，每天要剥15公斤葡萄，完不成就加班，没有双休日，迟到20分钟扣一天工资，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手烂了也不敢休息。孩子们凑钱给四名小伙伴逃出来给家里报信。家长赶到后，在两地政府努力下，孩子们终于领到工资回家。当时电视镜头上那一双双被泡烂的小手给全国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波是我国经济强市，工业发达。鄞州区又是宁波的经济强区，集中了雅戈尔、杉杉等著名企业。全区在册外来用工五六十万，接近本地居民人数。不少企业劳动用工超万人。随着工人的维权意识和法律观念逐渐加强，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据有关部门介绍，在劳动用工养老保险等方面，鄞州区有不少企业“面临难题”。有一家水泥厂出现工人信访，因为养老保险和工作超时问题，企业一赔就是两三千万元。
调查表明，目前，在浙江省城镇20个行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居倒数前三位。另据问卷调查，在建筑、纺织、采矿这三个行业，企业职工对拖欠工资的反映分别高达71.4、45和39.4；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也不高，在农村的私营企业，社会保障覆盖率则更低。
在许多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当法律逐渐完善、劳动者纷纷奋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一些企业就开始嚷嚷“成长的烦恼”甚至“成长的痛苦”。当我们把眼光射向社会的最底层，便能真切地看到，所谓“成长的痛苦”，对企业来说，是旧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方式遭遇挑战，慌了手脚。但是惊魂初定之后，还可以转战外地，换拨工人重新开始。对政府来说，是出现很多社会事件，影响稳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但可以“腾笼换鸟”，产业转型。真正痛苦的，是不断在“回家受穷”和“忍受压榨”之间作艰难抉择的广大“打工仔”。
短视的“反思”
宁波五洲星公司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大部分出口。由于“女工跳楼”等事件，它已经被当地政府取消国家农业龙头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企业称“损失巨大”。
比一系列丑闻更令人深思的是记者在当地部分干部群众中听到的一种“反思”论调，不是检讨劳资关系，更不是反思如何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而是“条件再差，总比他们回家好。”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非法用工有其现实需求，企业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不惜把劳动力压榨到最后的底线，很多工人也愿意接受。有人说：“不就是罚钱吗，五洲星童工事件，也不过罚款11万元就摆平了”，“有的童工还不愿意回家呢。”这些人“反思”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的”，在很多企业普遍存在，之所以这次闹大了，是因为企业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