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生存，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
--尼采
日本人总是为“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所驱使。每一种“名分”，就是一种道德。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恼，只要行为发轫于“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日本人酷爱影视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他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或违背了其他义务，最后无法调和，只好以一死了之的方式，与所忽视的“世界”进行彻底清算。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掌门人和门徒、公司老板和打工仔，都有着各自多样化的“名分”。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名分”网络中找到并恪守立身之“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就是日本人的典范。
商人榜样原来一直戴着面具
作为20世纪的商人典范，盛田昭夫无疑是最善于在复杂的“名分”网络中把握自己方位的人。
盛田昭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日本家庭，在家里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模棱两可或含糊委婉。作为九作工门的嫡传长子，他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锤炼了他能够透过一个眼神或是含混其词，抓住特定时间该当恪守的“名分”。及至索尼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时，碰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境：美国人更喜欢直言不讳和当面锣对面鼓地说“Yes”或“No”。起初，美国人的坦率直言和正面交锋，常常触犯盛田昭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敏感。
美日文化差异导致的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索尼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问题上。索尼美国成立不到一年，盛田就提出公司上市计划。他亲自领导索尼小组负责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律师不安地发现，许多索尼的合同中都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它详细说明双方将就任何影响一方或另一方履行协议能力的变化进行讨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同？盛田却竭力通过翻译来解释日本的社会习俗，反复强调说明，在日本一个男人的承诺代表了对“名分”所派生义务的恪守，比有约束力的条文更重要；背负“名分”的义务，一个日本男人将无从立足。解释无法消除美国律师的疑虑，盛田昭夫感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次，他忍无可忍，宣布计划结束并冲出房间。经由这件事后，盛田意识到掩饰自己情感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克制和隐藏不良情绪，已经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种善于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功夫得到了回报，盛田被誉为20世纪日本现代化的典范。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盛田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是井深大或是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不戴面具的他---“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在家中，盛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当他需要夫人在身边衬托社交气氛的时候，就希望她到前边来，而在另外的时候，则希望她呆在后面，他坚信她属于那里。对于儿子，盛田是一个强权的父亲，他需要绝对的顺从和服从。什么倾听、换位思考等他在社交场合熟练运用的技巧，在家庭关系中都不复存在。在这里他需要其他人无条件地理解、琢磨他的意愿，并且不打折扣地去贯彻执行他的意志---可以比照的是拿破仑。在拿破仑成为独裁者后，一句悄悄话道出了他独裁者的心态：“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找到我的幻想，找到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时的幻想。”
或许，唯有在家里，盛田昭夫才卸掉一切伪装，才获得一种本能的释放。长子的话主观色彩或许太过浓烈，却也真实地显露出盛田昭夫的另一面。这个层面在盛田后期的索尼也有体现。
颐指气使下的微妙舞蹈
索尼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撑起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在索尼的早期历史中，盛田表现出一种卓越的倾听客户、市场
